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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公司率先研发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许多技术，但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些技术。他们是否错过了与中国竞争的最佳时机？
上世纪80年代末，丹麦风电行业迎来了一位潜在的新客户。Bonus Energy公司的工程师们完成了来自中国一家公司的13台风力涡轮机的订单，这些涡轮机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送至中国。
亨里克·斯蒂斯达尔回忆说，这些涡轮机是一个概念验证，旨在向中国证明这是“可行的，而且如果技术正确，它是可靠的”。斯蒂斯达尔因其具有影响力的涡轮机发明而被誉为风能行业的“教父”，当时他正在博纳斯公司工作。
丹麦甚至还提供了一些财政激励：中国风能公司从丹麦国际开发署获得了用于建造风力涡轮机的资金。
近四十年后，形势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强国，供应全球9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主导着电池供应链，并主导着对该行业至关重要的稀土材料的加工。
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已将太阳能发电成本降至远超业内高管最乐观预期的水平，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太阳能热潮。但来自中国的竞争也导致美国和欧洲大片产业破产。
“我们创造了太阳能市场，并使其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太阳能行业资深人士、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前联合主席艾克·韦伯表示，“但我们却忘记制定产业政策。”
在欧洲和美国都在努力寻找应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方法之际，绿色科技产业如何失去早期领先地位的经验教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训。
西方政府和官员普遍关注三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新兴产业的诸多关键技术最初在西方研发，却在中国实现商业化？在西方押注开放市场和全球化之际，中国是如何实现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过去五年产业政策的调整是否帮助中国挽回了部分损失？
“当中决定将这些清洁能源技术作为国家产业战略的优先事项时，我们都反应迟钝了，”前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现任咨询公司 McLarty Associates 的外交官杰弗里·皮亚特 (Geoffrey Pyatt) 说。
在太阳能领域败给中国之后，欧洲官员担心本国企业在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也难以维持竞争力。尽管欧洲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在中国以外仍处于领先地位，但来自金风科技（新疆风能的继任者）等中国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
牛津能源研究所的米哈尔·梅丹表示：“无论是在风能领域还是汽车领域，欧洲仍然拥有可以保护的产业。但在太阳能领域，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为了重新掌握主动权，布鲁塞尔制定计划，引入“欧洲制造”目标，类似于北京于 2015 年首次推出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旨在提高关键商品和创新产品的国产化率。
在美国，拜登政府采取了更强有力的清洁技术产业政策，而唐纳德·特朗普则将重点放在开发稀土替代资源上。
但一些人认为，这些措施可能力度不够，也为时已晚。瑞典电池巨头Northvolt在2024年底的倒闭，以及瑞士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Meyer Burger旗下多家子公司在2025年的破产，都表明欧洲若想与中国竞争，就必须加大力度扶持本土企业。
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表示，“技术发展就像跑马拉松”。他补充道：“欧洲在前10公里领先于其他国家。但中国跑完了全程。中国赢得了金牌。”
如今，中国已掌控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各个关键环节80%以上的产量，从多晶硅锭到硅片、电池片和组件，无一例外。为了取得如此巨大的优势，中国最初依靠外部援助。
早期的联系人之一是马丁·格林，他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发明了PERC技术，这项技术后来被应用于大约90%的太阳能电池板中。这帮助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来参加他的课程。
在中国宿迁市的一家工厂里，工人们正在组装太阳能电池板。宿迁市供应全球9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并在电池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 王莉/VCG/路透社）
这些学生中包括施振荣，他是中国一个贫困家庭的养子，曾被中国上海研究院送往国外留学，并于 1992 年在格林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2001 年，施振荣回到中国，在华东城市无锡的支持下创办了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公司。
尚德能源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并在 2005 年成为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私营企业。
格林回忆说，这引发了中国蓬勃发展的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 IPO 浪潮，筹集了数十亿美元，为了满足美国的尽职调查规定，格林团队中的几名成员被聘为首席技术官。
格林说：“澳大利亚与中国有着很深的联系。”他指出，施同学并非他唯一一位回国创办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企业的学生。“我们为该行业的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格林的经历只是众多案例之一，它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西方的研究成果、技术诀窍和设备是如何传播到中国的。在此期间，美国和欧洲公司经常向中国出售生产线或其他设备，并通过授权或共享技术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技术转让渠道和机制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中国政府和企业都采取了以学习为中心的策略，”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绿色技术推广专家拉斯穆斯·莱马表示。“从一开始，他们就立志成为这些技术领域的领导者。”
多年来，德国一直是向中国出口太阳能生产设备的主要国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协会（一个行业组织）的执行董事迈克尔·卡尔回忆说，2008年他参观中国主要制造商时，有人告诉他，这些生产线全部来自德国。“但我们已经将它们的性能提高了20%。”卡尔说，他当时被告知。
同样，意大利多晶硅制造商 Poly Engineering（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成分）于 2008 年将关键生产技术转让给了中国的大全新能源，帮助中国打破了美国、欧洲和日本对多晶硅供应的控制。
同年，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金风科技收购了德国无齿轮风力涡轮机先驱企业Vensys 70%的股份。五年前，金风科技已获得Vensys的技术授权，在中国进行生产。“Vensys拥有智能的机舱设计（涡轮机的核心部件），这成为了金风科技早期产品的基础，”丹麦发明家斯蒂斯达尔回忆道。
2000 年代末期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工厂的快速发展，以及自身多晶硅产业的关键性发展，推动了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
检查人员正在中国天昌检查一座光伏电站。目前，中国已控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各个关键环节80%以上的生产。 © CFOTO/NurPhoto/路透社
德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面临着价格下跌、融资困难以及中国竞争对手的挑战，这些中国竞争对手不仅在价格上大幅压低，而且还提供超过100天的付款期限。“欧洲人根本无法与之竞争，”领先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Q-Cells的联合创始人安东·米尔纳说道。
金风科技副总裁吴凯表示，中国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时，能够利用更新的技术。中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和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大量涌现，使得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成本更低、速度更快，远胜于许多西方国家。
它也受益于创业精神的蓬勃发展。“每逢春节，都会有大量员工不回公司上班，而是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太阳能行业资深人士查理·盖伊说道。他曾在中国为他的前雇主——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建立了一个大型研发中心。
奥巴马第一届政府认识到清洁能源产业的重要性，制定了相关立法，采取措施促进清洁能源的生产和安装行业的就业，并提供一些制造业税收抵免。
但即便如此，“当时大部分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在鼓励海外生产太阳能（即设备），”非营利组织加州前瞻（California Forward）首席执行官、前美国政府能源顾问凯特·戈登（Kate Gordon）表示。“这只是当时新自由主义贸易方针的一部分。”
英国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 (Vince Cable) 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回忆说，他为促进英国绿色能源发展而设立的绿色投资银行，由于资金有限而受到限制，最终在 2017 年被出售给了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
他回忆说：“我们最初的设想是创建一个类似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的机构，拥有非常强大的借贷能力和股权，以便大规模运作。但最终，我不得不接受财政部永远不会同意这一点……到2016年，他们就要求收回投资了。”
工程师们在中国贵州省生产风力涡轮机叶片。尽管在太阳能领域的竞争中落败，但欧洲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仍然领先于中国，尽管竞争日趋激烈。 （© Oriental Image/路透社）
加州前瞻组织（California Forward）的戈登表示，特朗普还暂停了海上风电项目的新租赁，并叫停了多个项目，这威胁到美国理论上可以发展出竞争优势的行业。“海上风电的零部件非常庞大，需要在安装地点附近进行建设和维护。因此，选择在当地制造风电具有固有的优势。而我们现在却放弃了这一点。”
然而，美国前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表示，特朗普决定入股稀土公司 Vulcan Elements 和 ReElement Technologies 的举措“受到的关注太少了”，但确实有助于产业政策的稳步发展。
莱特表示，美国在先进核技术和地热能等领域仍可能处于领先地位，地热能与石油水力压裂技术有相似之处，因此引起了石油公司的关注。
国际能源署的比罗尔表示，欧洲现在应该将重点放在自身能够获得优势的领域，而不是那些被中国商品化的领域，例如电力变压器和输电设备等电网设备。“欧洲必须有所取舍，”他说。
埃尔福特在迈耶·伯格公司认为，欧洲在下一代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领域仍有机会。然而，即便如此，欧洲的领军企业也面临着压力。总部位于英国、在柏林设有生产基地的钙钛矿专家牛津光伏公司首席科学家克里斯·凯斯表示，与隆基等中国竞争对手相比，他们在研发投入方面远远落后。
此外，鉴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困难，从牛津大学分离出来的牛津光伏公司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其技术授权给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之一天合光能，仅供在中国销售。
“我们公司在中国建厂有多容易？”凯斯说，“答案是，并不容易。对我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项技术授权给中国。”
前欧盟气候官员德尔贝克建议，鉴于太阳能电池板等技术既可用于民用也可用于军用，欧盟应该将部分国防开支用于可再生能源，因为这些技术也被用于军用卫星。
